我曾經在30多年間,以各種方式參與過校園工作:擔任高中團契和美國校園(IVCF)大學團契主席;在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香港和紐西蘭等地的校園活動中擔任講員;擔任研究加拿大校園團契的歷史研究員;擔任多位校園同工的諮詢顧問。以這些經驗出發,我反思今日的校園工作應當如何進行,以及不該如何進行。
我下筆時感到一種痛苦:為了某些地區浪費了許多事工資源和機會,不論是校內事工還是全國性的事工,而感到痛苦;為著領導階層愚拙的追尋偏差的方向而感到痛苦;為著原可避免或處理不當的危機而感到痛苦;為著過多的意識形態阻撓了類似組織間的合作而感到痛苦。
然而,我下筆時也感到敬佩和感恩,為了這些(學生工作)組織中的同工們;為了他們的溫暖、紀律、敬虔、犧牲的愛、勇氣和堅毅不撓而感到敬佩和感恩。
我下筆時也同時帶著對學生的關愛,不論是過去的、現在的,那些曾經在校園工作中受益的人們;若校園工作找到合適的方向,他們必能有更多的成長。
“重視知性”
校園事工的存在本身就是個正面的事情,因為在這世界上,竟然有人願意對於世俗(secular)的大學提供基督教靈性服務,而不是認為大學生本來就該去讀聖經學院(Bible school),認為只要去上大學,就是妥協的基督徒或甚至是叛教者。
第二,在英國校際團契(IVF),近年又改叫大學基督徒團契( UCCF)的歷史中,一般的作法是邀請能力強、風評好的講員到團契、營會、跨校的活動中講道。(可惜的是,這個模式在美國和加拿大僅部分實行,我會在以下說明。)
第三,在美國方面:令人驚奇的是,美國校園團契在上個世代有出版聖詩(Hymns)集,而且當時官方十分鼓勵歌詞要言之有物。而如今基督教音樂中淺薄的情感訴求已經泛濫成災,整個音樂類別都受到威脅。
最後,我們應該對校園工作對閱讀習慣帶來的正面幫助感到欣慰,不論是導航會、學園傳道會、美國校園團契都有自己的出版社,他們一開始出版一些基本靈修讀物,現在已經進展到相當知性的領域。
但校園工作卻並非始終都重視知性。許多活動僅僅提供十分基本的教導,像是:如何進行「安靜時刻」、所謂的「歸納法查經」(Inductive Bible Study [4] )(面對過去數世紀、知識論對所謂「歸納讀法」的批判,這種查經法真的不太有用)、還有好聽但沒什麼歌詞內容的讚美詩歌,諸如此類。
許多校園同工還有校園團契高層的領袖,都只有大學學位而已,對於意識形態的挑戰、還要塑造各行各業的門徒(像是工程、自然科學、商業、醫學等領域),這些學位無法提供好的幫助。近年來,更多人有了碩士或更高的學位,而且也是在相關的領域裡。但我們不禁懷疑,為何學位的要求不是基本款?堂會和宗派要求(傳道人)至少要有一個神學學位,而校園同工不用?為何這個工作僅需很少的神學訓練、極少的哲學學識就可擔任?
校園對於講員的態度也是如出一徹。為何在北美、還有其他地方也是,不好好花成本邀請有知性專業的人來擔任講員?說得更清楚一點,為何校園團契總是邀請著名的作者、「明星」牧師們、甚至是校園同工自己來擔任講員,而不是邀請在大學棲息的大學教授們呢?這些作家、牧師、同工中甚至幾乎沒有人有擔任助理教授的基本資格。像是真理論壇 [5] 這樣的事工非常好,但其實並不必然需要存在:只要校園工作本身就真的看重知性,特別是能與各領域的專家連結,邀請他們加入學生工作。
或門徒帶領訓練;我們還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,不要跟那些已經在該方面卓然有成的學校合作,忽略他們已受訓良好的教職員。綜觀各國校園團契發展史,有些同工甚至會發明和教導一些神學概念,一些他們覺得「新穎」「符合脈動」的想法,但這些概念事實上只是某個老舊異端的翻版,所有的神學專家都會遠遠的就聞到不對勁。所謂的「重視知性」應該要做得更好才對。
“在學術和傳遞基督信仰間的連結,還有兩者間經常的衝突”
許多校園工作其實深陷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觀點之間的衝突。有些人視學生工作為「屬靈的幼稚園老師」(無貶義);另一些人則視之為「培育大學生公民」。
我們確實該畏懼那種自傲而令人不斷分心的知性主義(Intellectualism),這會導致混合主義(syncretism)和隨之而來的異端自由思想。正是這種接受一切、不再傳福音的相對主義,扭曲了並導致基督徒學生運動(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)[6] 的結束。在這點上,我和大家意見一致。同樣的命運也發生在許多院牧、軍牧(chaplaincy)[7] 或是主流新教宗派 [8] 的事工中。但我們也該同時畏懼知性主義的相反面:反智的大集合,神秘主義、道德主義、過度簡化。這是狹隘又遺世獨立的基要主義(fundamentalism),也是自義又外強中乾的教條主義(dogmatism)。學術確實會干涉我們傳遞基督信仰給學生,但若在傳遞信仰時沒有學術,而且還是在大學中,就只是在傳遞一個爛攤子而已。
“闡述並反思我們對大學的認知,並思考我們對大學的認知,是否足以應對二十一世紀的宣道需要”
在我的學生工作經驗中,我發現對於大學的本質是什麼,我們真的很少反思,有深度、有知識性的反思更少。大學的本質包含了它存在的目的、它的結構、它在社會中的角色、還有上述這些元素在二十世紀是怎麼發展的。
同樣稀少的是:最了解大學的人們(在學生工作中)的參與。這些人不是學生、不是畢業生、也不是校園同工,而是學校中的教授與行政人員們;他們就在學校之中,他們對於形塑學校的影響力,遠超過任何其他人。若完全忽視他們的存在,正如同許多校園團契所做的,就像是從事關於醫院的工作,卻完全不理會醫師或護理師或醫院行政人員,或是從事關於法院的工作,卻完全不理會法官、律師或著警察的意見。
我發現身處「意識形態戰場」的教授們參與的更少,就是那些宗教研究、哲學、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、原民/女性/黑人研究等等學科的教職員。會參與的教授(其實人數也不多)卻來自地理、工程、醫學等領域。的確,在這些領域的老師也會不時面對一些道德和智識上的難題,特別像是生命倫理學(bioethics)。但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中,知性的挑戰是研究的核心,甚至是家常便飯。為何學生工作甚少使用這些教授資源,邀請他們擔任講員、顧問、或董事?
所以我這個宗教研究教授,又長期參與美國校園團契和其他的學生工作,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特別的位置,必須發出一些聲音。那就讓我說下去吧!
首先,我想提出一個宣道和召命的神學架構;所有其他的內容都會依附在這個架構之上。[9] 之後我會探討教會和大學組織上分別有什麼特殊之處,然後分析學生工作和這兩個上位組織的關係。最後,我會基於這些關鍵的論述,對於學生工作應該是什麼,提出建議。這樣,我的建議就能腳踏實地的「顯示歷史背景與現今學生工作的關聯,重視知性的角色,使其在實務中帶出現今有果效的學生事工。」這段取自大會手冊的話,正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。
(文章待續)
[3] 譯註:作者的舊網站原本有這篇文章,但更新成新網站時文章失落了。
[4] 譯註:即為台灣校園團契透過大專靈修班所推動的讀經法。
[5] Veritas Forum,一個跨校的組織致力於以基督信仰為底,推動各種重要理念的對話。
[6] 譯註:英國的學生運動,後來因社會福音的作法而沒落。
[7] 譯註:泛指在美國各機關中有派駐牧師的事工,例如醫院、軍隊。
[8] 譯註:「主流新教」一詞在美國用來指涉非福音派、靈恩派或基要派的新教宗派。
[9] 這個架構作者在其他兩本書中曾詳細說明:《Making the Best of It》和《Why You’re Here》。
詳情請見作者網站:https://www.johnstackhouse.com/boo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