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天，有人跟一位校園同工說： 「 我覺得A君很適合當校園同工耶！她真的很關心學生，願意不厭其煩地陪伴他們，簡直是把生命全然擺上。你曾經是她的輔導，你不覺得她很合適嗎？」

那位校園同工很想同意對方所說，但他沒有，因為心中閃過一絲不安的感受，只是當下理不出緣由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想通： 「 啊，因為她太愛學生。」

《 這世界的守望者 》的作者高思帆 （ Steven Garber ），講了一個關於西蒙．韋伊（ Simone Weil ）的故事。 二十世紀初，韋伊出生在一個頗富名望的猶太家庭。十歲的時候，她認為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。…… 在當時，身為「共產主義者」表示她擁有驚人的思考能力與熱情，尤其心繫那些受到痛苦折磨的人以及他們的需求。……

……但韋伊知道，雖然自己如此忠於共產主義，卻尚未遇到任何一位活生生、有血有肉的共產主義者，所以，在列夫．達維多維奇．托洛斯基（ Leon Trostky ）途經巴黎的那年夏天，年輕的韋伊眼看著就要一圓宿命了。

然而那天晚上，托洛斯基在巴黎的演講卻完全踩到韋伊的底線。雖然就她的理想來說，他是個有遠見的人（畢竟他可是托洛斯基啊！），但她愈聽就愈確信，他熱愛理想更甚於人。…… [1]

會加入校園團契的人，大多懷著某些理想，比方說，正確使用聖經的重要性，或者聖俗不二分。這些理想啟動了事工，亦燃燒著校園同工的服事魂。然而，會不會在某些時候，校園同工也變得跟托洛斯基一樣，熱愛理想更甚於學生？

一天，某位校園同工講了對身材比較豐腴之人的無禮言語。幾天後，這位同工突然想到，當時身旁還有年輕的校園畢業生。

「 我的形象毀了……他們會如何看待我？」
「 他們肯定會覺得，校園同工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？」

不過，那位同工又自問自答起來：
「 但他們怎麼會對我有如此正面的形象啊？」

另一天，兩位校園同工討論著牧會和在校園團契服事的差別。

「 我覺得在校園團契服事，至少有一個值得擔心的事，就是很少有人指出我們的不好。」
「 對啊，在學生的眼中，校園同工的形象都還不錯。」
「 如果我在教會，會友有老有少，他們難免會看到我的缺失，長執會也可能會給予指教，但學生……很難扮演類似的角色。」
「 如果長時間在同一個教會，牧師比較容易暴露個性和品格上的缺陷。相較之下，學生終會畢業，他們跟校園同工的交集，通常三四年就結束，所以在學生的心目中，校園同工容易留下較好的印象。」

校園同工的第三個陷阱，可能跟「 自我感覺良好 」有關。比方說，校園同工的講道和分享，可能缺少需要精進的壓力，不單是因為大多數的學生，比較無法挑戰校園同工的講道，以致同工誤判自己的講道能力，更有可能是學生會畢業，信息重覆講也沒關係，因此不太有寫新講章的壓力。

除非校園同工的自我要求高，否則極可能停留在某程度卻不自知，還以為表現良好。這樣的先天環境，可能會使校園同工落入怠惰的危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