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五年，4月9日，潘霍華（Dietrich Bonhoeffer，1906~1945），德國信義宗的神學家、牧師，以叛國罪，在福洛森堡（Flossenburg）集中營，被處絞刑。

 

目擊執刑的營房醫生追述，他看著潘霍華在被帶到絞架之前，跪下來，禱告。「我深深為這位可敬之人所感動。如此虔誠，如此肯定神聽了他的禱告。」他描述：「抵達行刑地點，他再有一句簡短禱詞，然後勇敢鎮定地走上絞架的台階……。五十年來，身為一個醫生，我幾乎未曾見過一個人這樣完全地降服於上帝的旨意裡，從容就死。」

 

三個星期後，希特勒自殺。5月7日，歐戰宣告結束。

 

 

一九四二年，在獄中，潘霍華寄給他親人、好友的聖誕禮物，是一篇短文「十年之後」。文中，他提醒他共事的夥伴，關於他們願為之捨命的那一個理想：

 

「我們曾經學習從社會底層，從那些被遺棄、被視為嫌疑犯、受虐者、受壓迫的、被辱罵的，沒有能力的……總之，從那些受苦者的觀點，來看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。」

 

他對他們提出耶穌基督的榜樣：祂願意為維護世上窮人和被遺棄之人而冒死，且死於酷刑。

 

 

從一九二○年開始，潘霍華家族即沉浸於反納粹的氣氛中；這家族一直與德國反閃族主義（anti-Semitism）抗爭。他們是典型知識份子，代表德國傳統自由思想的上層社會，崇尚個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責任。

 

潘霍華的父親是當時學界權威的神經科醫師，同時任教於柏林大學；他鼓勵孩子們獨立、自制、客觀的精神。母親是宮廷牧師之女，在信仰方面影響子女甚深，從小教導他們熟悉聖經、詩歌、基督徒信仰的傳統。

 

在潘霍華身上，結合了父親客觀分析的性格和母親敬虔實際的精神。潘霍華是個熱愛生命的人，看重誠實和自我的紀律，喜愛與人交往，並愛好文學、音樂、藝術。然而，十四歲的潘霍華卻宣布他希望成為一個神學家和牧師；這震驚了他的家人。當他的家人批評教會不過是在服事自己，而且還表現得像個懦夫時，潘霍華閃過一個堅定意念：「倘若如此，我一定要改變教會！」

 

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，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。那是潘霍華首次與貧窮的猙獰面目相對，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；在窘困時，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。稍後，潘霍華回到德國，著手第二篇論文的寫作，以預備進入大學任教。分析他的論文，可察覺出他的深刻的掙扎：是要在舒適的學院教職？還是因著蒙召成為真正的基督徒，並過著一個不安定的生活？

 

通過大學的委任後，潘霍華有機會到美國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研讀一年。後來，他描述這一年為「一段偉大的自由之日」。起初，他嚴厲批判聯合神學院，容讓自由、人道主義的精神滲透其間，以致失去神學立場。然而他與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相遇，又結交好友，常作討論，刺激他對社會問題的知覺。

 

在聯合神學院的友誼深深影響他；他們引發了他對山上寶訓的專注。經由同學引介，他親眼見到紐約哈林區的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。後來，他把黑人靈歌帶回德國，分享給神學院裡的師生。另有一位法國朋友則影響他跨越自己國家的範圍，對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。日後，潘霍華在聚會中強烈倡導和平。

 

回到柏林大學，人人都注意到他改變了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潘霍華只簡單回答，他「已成為一個基督徒」了。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「步上正軌」，他說：「我內心明白，惟有當我開始對山上寶訓認真起來，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。」

 

在大學任教期間，他曾在柏林貧民區教導預備堅信禮的學生。為了更深入了解他們，他搬到附近住，拜訪他們的家庭，邀他們到山上退修，共度週末。不過，潘霍華的教學生涯卻因希特勒的得勢蒙上陰影。

 

課堂上，他指陳教會已經偏差了，因為太過於看重自己的舒適和特權。他告訴學生，教會必須以敢於有別世界價值觀的勇氣，在耶穌基督裡，宣告自己的信仰，並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所有世俗的偶像。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：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，誰是耶穌？人要在哪裡找到祂？」

 

對潘霍華而言，一九三三年的基督，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，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。

 

 

二次大戰前夕，德國境內許多基督徒採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，作為他們信條的一部分。

 

當時教會發言人葛魯納（Hermann Gruner）聲明立場，表明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，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，也是神的旨意，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。

 

一九三三年，德國教會國家主教改選；面對當時教會與社會政教不分的現況，潘霍華疾聲呼籲：「讓教會仍然是教會！」然而，德國基督徒還是選了一個親納粹的人──穆樂（Ludwig Muller）為國家主教。

 

那年八月，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外祖母，坦述：「這是德國國家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真正的衝突，這衝突越早公開化越好。」九月，衝突正式發生。在「布朗會議」（Brown Synod；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著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），教會通過「亞利安條款」（Aryan Clause），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。

 

布朗會議後，潘霍華很快和另一位牧師朋友成立「牧師緊急聯盟」，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；雖有兩千人簽名，但是教會主教們仍保持沉默，令人失望。然而，一九三四年5月的「巴門會議」（Barmen Synod）中，新的認信教會（Confessing Church）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，大部分由巴特（Karl Barth）起草：「……我們拒絕接受以下錯謬教義：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、而屬於別的主人……。」

 

 

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，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過於激烈，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。另一方面，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，使他感到孤立；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，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，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。

 

這種種挫折，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前往倫敦，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。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，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。然而，潘霍華卻未曾放棄對抗納粹主義，他期望從倫敦對親官方的德國教會施以外界的壓力。他被委任為國際教會聯盟的青年祕書，鼓吹教協對反納粹採取強烈立場。

 

一九三五年，在靠近巴爾海的地方，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主持一不被德國納粹政府認可的神學院。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，不必忠於納粹；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，只接受自由奉獻。

 

潘霍華這期間的講道集，成為後來著名的《追隨基督》一書。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──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，卻不對自己做出真正的要求，以致「毒害」了跟隨基督的生活。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：跟隨基督，以致上十字架；接受「付代價的恩典」之信仰，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。

 

蓋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關閉了這間神學院。

 

 

「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？」潘霍華問。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的文章和講道，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主教們缺乏膽識而有的苦毒；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，「你當為啞巴（或譯不能自辯的）開口……」，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。

 

一九三八年11月9日，納粹反閃族的瘋狂行動失控了。警察站在一旁，看著德國群眾打破猶太人的住家、商店、會堂的門窗，以殘暴對待猶太人。這一晚，潘霍華離開柏林。教會在這一場嚴重的傷害裡，不名譽的沉默，使潘霍華極度失望。他想再去美國一趟，再思他對認信教會的委身，以及他反對納粹政府的這個執著，而聯合神學院的師友們，熱切要救他脫離淪為納粹政府異議份子的命運。

 

然而，國內那些對納粹政府持異議、受迫害的牧師，卻使潘霍華中斷他在美的行程。當德國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時候，為什麼他要去美國呢？於是他立刻決定回國，去美國僅一個月。

 

潘霍華寫信給尼布爾：「我必須與我本國的基督徒，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時期。假如我不能與我的同胞一起面對這時候的試煉，我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生命的重建。」

 

回國後的潘霍華，被禁止教學、講道，亦不准未經審核而出版文字，並被命令定時向警察報告。之後，他參與了祕謀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，目的要使納粹政府倒台，恢復德國的民主自由。

 

 

潘霍華同時參與私運猶太人出境的勇敢計畫，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。一九四三年，反納粹份子兩次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，潘霍華被捕，囚在柏林的泰革（Tegel）軍方監獄。其時，納粹以逃避徵兵、參與私運猶太人，以及先前不忠於國的罪名，定他的罪。一九四四年，暗殺希特勒的計畫又告失敗。之後，潘霍華淪為主要調查對象之一。一九四五年2月，他被移到布克恩奧茲（Buchenwald）集中營。

 

一九四五年4月3日，死刑已經判決。

 

4月9日，他們被帶到一個小小鄉村，一所作為臨時囚房的學校教室。在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，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。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：「因祂所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……。」

 

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：「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，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，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。」

 

安靜的沉思，因著門被打開而中斷，兩個身著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，跟他們走。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，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：

 

「這是終局。然而對我而言，卻是生命的開始。」